今年3月，《经济学人》刊发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难得地承认现今的资本主义正向上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高峰期退化——财阀掌握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并通过贿赂政客为自己谋利；并为此特别发布了“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报告。上榜的23个国家和地区中，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英、美、俄、香港、新加坡，其裙带资本主义严重程度均排在中国内地之前。尤其号称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以超过第二名俄罗斯3倍的大比分“独占鳌头”。

按照经济学人给出的计算方式，赌博、煤炭、棕榈油、木材、军工、银行业、基础设施、石化、港口和机场、房地产、钢铁冶金和采掘、公用事业和通讯等十个行业被视为需要统计的“寻租行业”，依靠这十个行业产生的亿万富翁财产占GDP的比重就形成了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虽然经济学人强调从事“寻租行业”的富豪未必有腐败或违法行为，但还是主张这些容易垄断、需要牌照或政府参与的行业更容易产生腐败。

报告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有两个：一是与其他22个国家和地区相比，秉承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香港政府管治最少，权力也最小，但其裙带资本主义指数却最高，而且远超第二名；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宣扬的政府越少干预，市场竞争越充分，寻租行为越少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二是香港政府处理程序性事务效率高，也少有贪腐传闻，但对降低裙带资本主义却毫无帮助。

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名，香港以超过第二名俄罗斯3倍的大比分独占鳌头

上述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报告对中国内地的评价里管窥一斑。研究者认为，由于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银行归属国有，寻租行业带来的巨额财富并未像其它国家一样落入私人手中。反观有着“李家城”之名的香港，富豪多从事房地产、能源、公用事业、基础设施、港口等行业，导致极大的贫富差距，获得远超其他国家地区的分数也就毫不意外了。

实际上，即使是主流西方经济学，在强调减少政府垄断的同时，也要求政府监管以提供帮助保证市场公平竞争，但这很少成为欧美媒体宣传的重点。从1890年开始，美国连续颁布多部反垄断法，以解决19世纪末“镀金时代”的超级托拉斯，“大萧条”后更是通过限制行业巨头和建立社会保障来保证经济公平，这些措施无不利用政府强力干预来限制行业内出现一家独大式的垄断巨头。仅仅片面强调不干预，本质助长了寡头们利用垄断地位攫取超级利润、伤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尤其对于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交通、公用事业，以及中心城区的房地产业而言，自由竞争本就不可能存在，政府名义上的不干预只会蜕变成对垄断者的变相保护，香港年年盈利却年年加价的两大电力公司及港铁公司就是最好的写照。

同样，一旦政府决定放手不干预经济，干练的行政反而会助推寡头们更快地积累财富，审批和程序越简单，资本所能发挥的力量就越大，结果是高效的港府以更高的效率制造着香港的亿万富豪。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香港回归前，最高行政长官以及大量高级公务员是由英国本土直接派遣而来。英籍港督和高官与本地资本的联系相对较少，之前在英国中央政府或其他地区部门的行政经历也令他们对经济管理的复杂性有更深认识。外派来的官员既不愿通过不作为令本地财团牟利，也很难沦陷在“第一自由经济体”、“积极不干预”等理论迷雾之中不可自拔，加之“殖民者”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做出一些强力的管理举动。例如第25任港督麦浩理曾通过推行十年建屋计划为上百万居民提供公屋，任内开始启动修建地铁计划和九年免费教育；代理港督钟逸杰在政务司任上曾大力推动沙田和新界的新市镇建设；第27届港督卫奕信任期内成立了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使是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曾推动过反垄断法的实施。

实际上，通过官员在地方和中央，以及各地方之间的调动，或由中央政府直接干预，本来就是限制利益集团发展，保证社会公平的有力手段。内地强调政府主官不能全部由本地人担任，升迁看重中央或异地工作经验也是同理。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却缺少与中央或内地其它地区官员“轮岗”这一助益，导致完全本地化的政府官员既缺少眼界和经历，又与本港富豪联系过于密切，更易受到社会媒体的诱导和压力，推出的经济政策不是如董建华时期的“八万五公屋”一样夭折，就是如曾荫权的“教育产业政策”一样不知所云、徒糜公帑。

不仅如此，单薄的香港政府还把中央政府送来的“惠港”利益通过这种名为“自由”、实为“裙带”的方式拱手让给香港的超级富豪们。回归十几年，即使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贫富差距也没有缩小，普通民众的生活还被日益高涨的房租、交通费和煤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盘剥，港人由此“仇富”之心大炽，连带中央政府受累也并非毫无道理。

《经济学人》的报告同时公布了2007年的指数排名，前后两次香港均排名第一，可见香港的本地化小政府已经完全无力解决裙带资本主义的痼疾。回归早期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而构建的中央政府与本地富豪、精英合作的模式，今天看来已弊端尽显；长远而言，中央应加强内地与香港间政府交流和官员交流，避免港府成为某些小圈子的玩物，从而促进两地经济共同发展，保证优惠真正落在普通港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