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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以制度研究推进中国话语体系重建
关键字: 中国制度研究话语体系重建中国模式语言复兴人口规模通典利玛窦首先,我的判断是我们现在还处于崛起的前夜,即还没有完全完成赶超的目标。我们至今仍然是在崛起与复兴的前夜来研究这个问题。因而,我们有点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
用亨廷顿的观点来看,他认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阶段,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引领现代化。两阶段交接的时机:一是该民族自身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而出现大量问题。因此,这两大动力推动着整个民族“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实现新的民族认同。现在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接近“两阶段”交替的临界点。但是,当欧美人看到我们这个大块头正在崛起并感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身在内部,也许很难感觉到如此数量庞大的人口与现代的技术结合生产出的产品覆盖全球对世界产生的震撼。
这种自信不多,在国内的自由主义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不说自由主义现在是错了,而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明显落伍,它有点跟不上中国复杂的进程,看不到中国和西方如今各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因而,自由主义到今天还认为制约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其认为中国不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如果对中国崛起没有一点自信,何谈文明复兴?
其次,这个问题和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有关。近代以来,我们处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之中,中国的传统武库找不到应对来自于海上的、被工业化武装起来的国家的入侵。“施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随着晚清五战五败而梦碎。在这种几乎全面失败的语境之下,我们得出结论是必须全盘学习。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非常重大。
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的谕旨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废科举、建新学当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废除科举,不仅仅是废除了科举的考试制度,而且是整个废除了支撑科举制度的经典——五经,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了过去我们民族的价值核心。废科举带来的废五经,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等观念逐渐衰微。随着新式学校建立,西方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的输入,整个西方知识分类体系全面取代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这场知识革命对中国近代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种分类体系的变动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过去我们的知识体系是按照“四书”分类,经史子集;西方的知识体系分类是按照科学原则来分类,自然科学是一类,社会领域能用科学来处理的叫社会科学,不能用科学处理的历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归到arts里面去,也就是人文学科,这是一级分类,然后二级三级分类。可以说,100多年来,我们通过整个的教育系统全面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及它的专业知识,我们以此来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任务,但也以此为尺度来重新考量中国的现实经验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从此以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经验都成为这种知识分类体系的研究对象及西方理论的分析对象,从此,中国的经验大部分就被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定义。
当然,这其中不是没有反抗。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尊重中国自身经验的人。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调查研究。他认为,理论要为中国的实际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大趋势的学科建设,全部是以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以及各学科背后的学理来看待中国的经验与实践。
法学这样看,政治学也是这样看;而这些学科的学理背后浸润着的是西方价值,潜移默化进入到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脑袋里去。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丧失了评价自己经验的主动性。我们一直生活于这样的话语体系里,即使不满意西方话语的那些人,他也在西方话语里面,而且必须用这些话语来言说。我曾经把这种困境概括为两句话:如果没有西方的话语,我们已经无法表述;但是有了西方的话语,我们就胡乱的表述。我至今还认为这两句话仍能概括我们要重建话语遭遇到的困境。
我参加过一些会,主题是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与会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有中国道路这一说,也都认为要重建中国话语。但开着开着,英文就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大家不要小瞧这个细节。为什么在关键的一些词语上,我们非得用西方的概念来表述呢?这就证明我们中国当代的理论话语还不足以表述那么精微的思想,它使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用西方语言来表达。
近些年来,为了走出这样的困境,很多学者有着从传统里面寻找思想资源的动力。但目前来看,寻找的大部分都是传统的观念——基本是以儒家为主的某些个概念,诸如和谐、大同、小康等等。寻找这些概念本身没有错,但这远远不够。近年来的国学复兴,大多重在观念变迁,以观念解释观念,随意性太大。这些观念即使在儒家经典里面,也比较飘飘荡荡,用这些概念去理解什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人人说的都不一样,很难达成共识。
国内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朝贡体系”:这内含着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重建“中国中心”叙事的强烈要求。但是,关于“天下-朝贡体系”的重新叙事,是否内含着民族自信之后的民族自傲之情,这需要警惕;至于此类重叙,能否被周边国家所接受,那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以制度研究重建话语体系——从政体到治体
我的建议是我们从制度研究落实对于中国话语的重建,要从制度角度入手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结构与传统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王朝有兴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2000多年;科举制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复的样子;监察制、巡视制也例行2000多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们要看到,制度,上和观念有关;下,则是和整个中国版图内的社会生活实际有关,所以制度的变动是比较缓慢的。故而,以制度的沿革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关的观念变化;下,要考察与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变迁。
对于如何看这些制度,国内大致也有两派。一派认为,经过了那么多的批判与革命,这些制度还延续到当代,那么就证明我们批判还不够。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浩浩荡荡。这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意见。另外一种意见,我借用胡适的话——他也是自由主义大师,他说如果经过西方洗礼和涤荡能够继续沿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是中国的好东西。
换句话说,凡是历史上发生,且经过近代百年革命政党的批判与否定仍传到当代的制度——这些制度往往是名虽变,实未变,这就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传统。凡历史上发生,又在历史流变的过程中消失的制度、学说、观点等等,皆是“非”传统。这些非传统的唯一去处是博物馆。
要研究这些制度,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重点应从政体转向治体——中国的政治学史其实向来无政体一说,重在治体;而西方则恰恰相反,重政体而轻治体。西方重政体的传统源于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中国以治体为核心的研究分治道、治术与治效,此一研究取向历来是儒法合流。
事实上,政体之争不仅是当代之困惑,也不仅是近代之困惑。对于中国政体之惑,肇始于利玛窦,然后在我们民族的思维中纠缠了400年之久。进而形成了一个很难摆脱又难以言明的东西。在《中国札记》一书中,利玛窦追问: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他的回答首先是“西方人从来没有看到过”。
接下来他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有皇帝,所以中国是一个君主政体;但中国事实上是由士大夫在执行整个治理,那么按照西方分类,中国又是一个贵族政体;可是中国的贵族并非来自世袭,而是源于科举,那么中国又是一个民主政体。显而易见,利玛窦最终并未回答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体,但他开启了不知而强为知的先河。
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体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做东西方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史学叙述里面第一类就是正史,纪传体,比如二十四史;第二类是编年体,以春秋和资治通鉴为主。第三类是事件体,第四类就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为典型。我们今天,就要重返这个资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从当代治理的绩效来重新评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时代的快速流动,给我们的治理制度带来的冲击。
我们要从这儿出发,梳理中国的内部治理和对外治理的话语。也许这样的传统并不是一无是处,也许这其中有能够满足当代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和一般概念。
如果从治体的视角出发,我们要注意的是,就西方的治体而言,自西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建立了国家之后,那里由原始国家演变为封建国家,再演变为主权国家和民族-主权国家——但有一点没有变,这些国家始终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战国”状态。因而他们所有的政体理论与治体——包括国际学说的叙事——均与这个“战国”状态有极大的关系。与之相较,中国今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上有分有合,但以合为主。我们的治理体系,总而言之是建立在一个以合为主的大一统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传统,使我相信,只要是中国的领导人,就不会将“替代美国霸权”作为未来中国的最高发展战略。我也相信,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当头”、“永不称霸”,绝非一种掩护“崛起”与“扩张”的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传统智慧使然。在此问题上,东西方历史观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这个提法表明,延续了20多年的、围绕着政体展开的无谓而有害的争论被转移到有效的关于治体的研究上。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08月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 原标题:曹锦清:以制度研究推进话语体系重建 ——简论文明复兴与21世纪问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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